张大千《临敦煌观音菩萨像》

本幅写菩萨立像，见九分开脸，头束发，戴宝冠，后有顶光，手腕佩戴钏环，斜穿天衣，长帛外披，盘绕双臂，下垂及地，璎珞披身，腰结束带，下穿朱红罗裙，一手拈柳枝，一手置净瓶，双足立于朱红莲花座上。笔下开脸饱满丰腴，弯眉丰鼻，两耳垂穿环，庄严法相中见慈祥之色。眼、颊、颈以至身体各部皆晕染，色深浅不同。身上之钏环、璎珞、束带以至发髻宝冠等，则以朱砂、石青、石绿等矿物颜料填盖，色沉厚亮丽，得唐画之古艳华丽。服饰层层叠盖，以颜色深浅现其层次，突出衣褶叠曲转折的折痕，加强质感之表现，形象更呈立体生动。画中线条沉稳，运笔熟练，细节描绘精准，尤以菩萨脸部神情、眉宇间，流露慈悲济世之怀。十指或曲拈，或平伸，其姿婉转，见柔韧之态，刻见细腻传神。

从落款时间看，当为大千先生由敦煌返回兰州所作。该幅菩萨像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四川省博物馆珍藏外，少数流传于民间之张大千敦煌时期临摹壁画之代表作。

1943年3月间，张大千正率画家谢稚柳，及子侄、门人和喇嘛画僧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之际，一日，忽然敦煌县县长陈邦启到访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封加急电报，交给张大千。

张大千接过电报，原来是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发来，电文内容为：“张君大千，久留敦煌，中央各方，颇有烦言。敕转告张君大千，对于壁画，勿稍污损，免滋误会。”

张大千看完电报后，感到五味杂陈，既觉得气愤、又觉得痛心，他感到这是一封“逐客令”，他马上召集弟子等人商量，决定抓紧时间临摹壁画，尽快离开敦煌。

谷正伦这封电报措辞很委婉，但委婉中又带严厉。其中“中央各方，颇有烦言”含蓄中说出了其中的原因。

1942年，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来到敦煌考察，并将自己在敦煌的所见所闻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，以及该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以书信方式报告。其中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，盘踞此间，已历年余……作临摹工作，任意勾勒原画，以便描摹，损坏画面，毫不顾惜。且以洞窟作为卧室，镇日关锁，游人裹足。尤其令人愤慨者，为擅自剥离壁画。”傅斯年、李济接到向达的信件后，又上书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。由此，一时坊间对于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的行径吵的沸沸扬扬。

谷正伦(1889年-1953年)，字纪常，贵州安顺人。他于1940年12月1日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。

到了1983年，谷正伦虽已去逝多年，但他的贵州安顺同乡张法乾前去拜谒谷的遗孀陈白坚女士。他们在闲聊中，又谈起了张大千先生，这一谈竟使谷夫人产生了拜访张大千的想法。后来在张法乾和王联奎等人的陪同下，陈白坚前往张大千位于台北的摩耶精舍。因当时张大千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。陈白坚在张大千夫人徐雯波的引导下，参观了摩耶精舍的风光、设施，以及画室。参观后张大千亲自接待了陈白坚，并与陈做了长时间的叙旧。

当时张大千激动地对在场的人说：“谷纪公对我的恩情，我至今无法报答他！”接着他又说：“你们怕不知道吧，我在敦煌临摹壁画，正苦无法找到好朱砂，有一次兰州商会的会长请吃饭，无意中我看到他的印色特别好，就问他这印色的朱砂从哪里买到的，他说是谷主席送的，随后我就向谷主席表示，纪公即慷慨地说‘我送你好了’。”

说完这些，张大千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，过了一会他才又问道：“你们猜他送了多少？”因为朱砂很贵重，大家就猜测着说：“大概一两斤吧？”

“整整十六斤啊！至今几十年我还在用。”张大千兴奋地说。

接着大千又感慨地说：“使我永生难忘的是，我在敦煌临摹两年多，难免遭人非议，有人竟向最高当局指控我破坏古迹，中央即电令谷主席查办，纪公就派人通知我迅速离开，使免麻烦。巧的是前几天陈立夫先生来访，闲谈间向其诉说，哪知当年就是他主办的。”

通过张大千的叙述，似乎解开了一桩多年的积案。就当年张大千破坏莫高窟壁画，一时被吵得甚嚣尘上。傅、李后来在给于右任的信中也提到“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，亦做同样说法”，这里“同样说法”指的是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，当年该考察团在考察了莫高窟后，王子云对于张大千临摹壁画也颇有微词，可是这些也都不了了之了。从张大千的叙述中得知，原来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将此事平复下来。

此外，杜月笙之子杜维善曾在《孟小冬与张大千的交往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贵州出产有最好的朱砂，张大千画画时用的朱砂都是贵州产。抗战的时候，谷正伦是贵州省的省长，张大千在贵州时就住在他们家里。我听谷太太说，张大千在贵州的一年多时间里画了很多画，装满了几个大樟木箱子，他临摹敦煌的珍贵佛像画稿也都在里面。”其实杜维善所述有误，谷正伦并非在抗战时期担任贵州省省长,而是1948年5月担任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。

就在这次陈白坚拜访张大千后不久，张大千为陈白坚画了一幅梅花图，并在上面题写了诗句，用镜框装裱好后遣人送去。其实，这不是张大千第一次赠画与谷正伦、陈白坚了。早在1943年张大千就曾为谷正伦和陈白坚绘制过一幅《观世音菩萨像》，这是一幅观世音菩萨立像，头戴宝冠，后有顶光，腕佩腕钏，斜穿天衣，长帛外披，盘绕双臂，下垂及地，璎珞披身，腰结束带，下穿朱红罗裙。一手拈柳枝，一手持净瓶，双足立于朱红莲花座上。菩萨脸部饱满丰腴，弯眉丰鼻，两耳垂穿环，庄严法相中见慈祥之色。眼、颊、颈以至身体各部皆晕染。身上之钏环、璎珞、束带以至发髻宝冠等，则以朱砂、石青、石绿等矿物颜料填盖，色沉厚亮丽，得唐画之古艳华丽。服饰层层叠盖，以颜色深浅现其层次。衣褶叠曲转折的折痕，突出了质感之表现，使之形像更加立体生动。画中线条沉稳，运笔熟练，细节描绘精准，尤以菩萨脸部神情、眉宇间，流露慈悲济世之怀。十指或曲拈，或平伸，其姿婉转，见柔韧之态，刻见细腻传神。

张大千在画面右中部落款为：“莫高窟第二百七十七窟观世音菩萨像，抚奉纪常先生、白坚夫人供养。癸未三月，清信弟子张大千爰。”钤印“爰鉥”“大千”。从落款时间看，当为大千先生由敦煌返回兰州所作。该幅菩萨像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四川省博物馆珍藏外，少数流传于民间之张大千敦煌时期临摹壁画之代表作。尽管时光已过去了整整80年，但是张大千因在创作时使用了矿物质颜料，所以色彩依然鲜亮如昨。

在2018年10月2日，香港苏富比2018秋拍“中国书画”专场，这幅《临敦煌观音像》以850万港币起拍，经过多次竞价，以4050万港币落槌，最终加佣金以4804.55万港币成交，超拍前估价4倍多。

张大千自敦煌返回兰州后，于1943年8月14日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举办了首次敦煌壁画临摹展览，盛况空前，兰州城内一时扶老携幼前往观看画展。谷正伦作为甘肃省主席，与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、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、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鲁大昌等，一同出席并主持了张大千画展的开幕式。从谷氏能够出席并主持画展开幕式，足可以说明谷、张二人并未因电报之事致生隙嫌。

1982年夏，谷正伦迁葬于台北五指山公墓时，张大千因行动不便，特遣其子张保罗前往敬献鲜花致祭，其念念不忘故友之情，可见一斑。